造成损害谁买单？多年长跑后这一制度终迎入法拐点

　　“企业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，谁买单”的难题正在被破解。
　　在生态环境部7月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，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，就是要在现有人身赔偿、财产赔偿之上加大惩罚的力度，引入新的概念，就是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。“我们将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，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向深层次、宽领域推进。”
　　“特别是在新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，督促各地加强案件办理。”别涛强调。2019年6月出台的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》明确规定：“对督察发现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，移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索赔。”这也意味着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已正式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。

图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涉及的三类内容

　　推进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入法，也是生态环境部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。用别涛的话说，“加快立法步伐，以严厉的法制和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”。在立法方面，2018年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96条已有相关规定。目前相关审议稿及建议稿中，已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内容纳入其中。这也意味着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在司法解释层面得以逐步深入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。
　　损害生态环境是有代价的。众所周知，企业造成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，根据现有法律规定要承担人身和财产两类民事赔偿责任。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，实施货币赔偿，用于替代修复。另据不完全统计，近期各地组织办理超过400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，涉案金额近9.88亿元。其中，以磋商结案的方式在逾200件案件中为186件，占结案总数9成以上，磋商的比例要远大于诉讼。
　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环境污染影响范围广、治理成本高。“环责入刑”只追究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。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如何赔偿却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且行政罚款也远远无法涵盖生态环境修复的成本。面对高额的治理修复成本，往往只能由公共财政资金承担。而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行期间，生态环境部门与检察机关沟通不畅、职责不清等问题也愈发突出。
　　加之诉讼执行法律依据存在缺失，执行中缺乏独立司法权的保障和有效的公众监督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行难等。而执行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这类诉讼要实现的目的比较特殊，也就使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执行中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客体，执行程序需更加完善。如何发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，多个权利主体之间如何协调，以及赔偿资金、修复责任的分配，都需要明确细化的操作规则和指引。
　　也正基于此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渐趋完善。根据2017年底国务院印发的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》规定原则，其中之一就是“环境有价，损害担责”。不仅赔偿范围、责任主体、索赔主体、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得到明确，也形成了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、资金保障和运行机制。截至目前，全国31个省(区、市)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印发省级改革实施方案。
　　不仅如此，未来1年内覆盖责任明确、途径畅通、技术规范、保障有力、赔偿到位、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初具雏形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强化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建设，同时继续开展调研和跟踪评价，推动相关立法和配套政策措施出台。并继续推动有关方面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配套措施，将改革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则。